漢景帝冤殺晁錯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政治權謀

Jan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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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冤殺晁錯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政治權謀

“七國之亂”是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的一次諸侯王叛亂事件,晁錯是事件的主人公之一,其因此事而被腰斬于市。當時貴為御史大夫的晁錯寫一篇《削藩策》,向漢景帝具體闡釋了削藩的意義。簡單講,就是削弱諸侯勢力,加強中央集權。事后,漢景帝采納晁錯的意見進行削藩,隨后七大諸侯王以吳王劉濞為首,為了避免被削奪藩地勢力,打著“請誅晁錯,以清君側”旗號,聯合起來反抗漢景帝的削藩政策,舉兵反叛。后來,袁盎向漢景帝進言說,七國叛亂的目的在于殺晁錯,恢復原來封地;只要斬晁錯,派恢復其被削奪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亂。因此,漢景帝默然接納袁盎意見,十多天后,下詔誆騙晁錯,將其腰斬于東市,而七國叛亂并沒有因晁錯被殺而停止,最后漢景帝派周亞夫去平叛,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基本消除了叛亂諸侯的勢力,從而加強和鞏固了中央的集權。晁錯被殺僅僅是因為“七國之亂”嗎?還是漢景帝背后政治權謀的一顆棋子呢?其前因后果究竟是如何?

劉氏諸侯王的崛起

郡國并行--劉氏諸侯王崛起的前提

漢初劉邦推行的郡國并行制是諸侯王崛起的前提條件。漢初政局不穩,經濟需要發展,中央對屬地鞭長莫及,郡國并行制的推出是適應了當時的時勢。當時劉邦誅殺了“異性王”之后,封立的"同姓王"共有九個,他們在封國內是國君,權力很大,其政權與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級官吏,都由諸侯王自己任命,諸侯王還擁有一定的軍權、財權、治權等,這變相給了諸侯王的在其封地很大的自治權。此外中央政府不會對其有過多的干涉的,采取的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這就無異于給了諸侯王的勢力發展壯大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不可否認,漢代初期,諸侯王國的總面積占西漢全部疆土的大半,實行郡國并行制確實在維護漢朝的統治、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個制度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的,隨著諸侯王的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民心的凝聚力等綜合實力的持續增長,不可避免會成長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甚至會影響左右中央的決策,對中央集權的加強和鞏固造成嚴重的阻礙。

白馬之盟--劉氏諸侯王崛起的開始

在楚漢相爭階段及建立西漢王朝之時,劉邦迫于當時的形式,為了籠絡得力將領,諸如:韓信、英布、彭越等這些超級將領,使其為建立漢朝立下了汗馬功勞,而采取了分封異姓諸侯王的策略,即分封非劉性的諸侯王。后來,鑒于異姓諸侯王的封國跨州連郡,占據了戰國時期東方六國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劉邦隱約感覺到會威脅到中央權力的鞏固和穩定,懼怕等這些異性諸侯王勢力坐大后會無法控制,危機自己的江山。于是在呂后的協助下,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手段,大肆誅殺功臣,逐步剪除了異性諸侯王的勢力。諸如:在長樂宮誅殺韓信、誣告彭越謀反進而滅其族等都是呂后的計策。與此同時,劉邦為了能夠有效地控制全國,填補誅除異性諸侯王后各個封地留下的空白,在總結前秦朝滅亡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秦朝之所以滅亡是沒有采取分封同性子弟為王,立下了“非劉性不王”的誓約,并在異姓諸王的封土上分封了九個劉氏宗室子弟為諸侯王,史稱“同姓九王”。劉邦采取“非劉性不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同姓諸王與高祖血統親近,自認為會效忠漢朝,起著拱衛中央的作用。這次劉邦誅殺功臣的行動,目的就是誅除異性人,封王劉性人,加強漢初的集權統治,但這也是劉氏諸侯王崛起的開始。

誅滅諸呂--劉氏諸侯王的崛起

呂雉是一個有權利欲望極強、手段極其毒辣的女人,其設計毒死趙王劉如意;嫉妒戚夫人的美貌,設計殘害她,把她做成人彘,連兒子劉盈死后據說流的眼淚都是假的。劉邦在世的時候,呂雉不斷地干政,不斷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也許劉邦預見以后呂雉心術不正,會在他死后獨攬大權,于是與群臣立下“白馬之盟”,定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的誓盟,企圖為保障漢朝中央政權設立一道有效的防御屏障。但是劉邦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誓盟既成為保證劉氏皇帝統治的護身符,也為劉氏諸侯王的后期發展壯大提供了條件,導致漢文帝時期先后發生的濟北王和淮南王的叛變;漢景帝時期更是發生了七國之亂,這個都是后話了。

劉邦死后,漢惠帝繼位,但是漢惠帝為人仁弱,毫無魄力,于是朝政大權都掌握在了呂雉的手中,獨攬大權的呂雉打破劉邦的“白馬之盟”誓盟,大肆分封諸呂為王,打擊劉氏諸侯王,殘害劉氏子孫,竭力鞏固自己的勢力,妄圖建立自己的呂氏天下。不過,呂雉還沒有完成其政治計劃的時候就病逝了,由于呂雉掌權的時候加劇了漢朝內部的矛盾,在呂雉死后,劉氏皇族集團感覺收回權力的時機到了,隨與呂氏外戚集團隨即發生了激烈的權力爭奪斗爭,后來齊王劉襄舉兵,劉章、陳平、周勃(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在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下文會提到)于內響應,劉氏諸王群起誅殺諸呂侯王,一舉誅滅了呂氏外戚集團的勢力,最終以劉氏皇族諸侯王集團的勝利而告終。至此,權力重新洗牌,劉氏諸侯王終于回到了中央權力中心的舞臺,其勢力也是與日俱增。

經過誅呂勢力的核心人物甄選,漢文帝劉恒被推選登上帝位。此時此刻,漢文帝看到了劉氏諸侯集團的強大勢力,以至于發展到能夠左右中央權力更迭的地步,危害到了中央集權,從此他勵精圖治,為往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并且開啟了削藩的路程,只不過這次削藩的對象是劉氏諸侯王。

所以,基于劉氏諸侯王勢力不斷地壯大發展,往后漢代皇帝削藩是不可避免,也是歷史因素所決定的。

劉氏諸侯王的末日

儲備實力--漢文帝劉恒的隱忍

漢文帝劉恒的上位其實合法性是不足的,從繼承人的角度來看,還有漢惠帝劉盈的兒子;從誅呂功勞來看,劉章和劉襄功勞大,身份地位高,無論如何也輪不到劉恒。唯一能解釋的是劉恒的上位可能是誅呂功臣與劉氏諸侯王權力對比之下妥協的產物。因為劉恒關系相對簡單,背景不深厚,也就不得不依靠這些漢朝宗室和和元老大臣們,這決定了他不可能大刀闊斧地去削藩。

但是劉恒很聰明,知道自己實力不夠,諸侯王都對皇位虎視眈眈,所以積極協調穩住朝中各方勢力,也在暗暗積聚自己的勢力,試圖打破朝中已定的政治平衡,進而收回皇權。我們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其實漢文帝在鞏固皇權的過程中主要面臨三個問題:1、誅呂元老功臣集團;2、劉氏諸侯王集團;3、外部勢力“胡強南勁”問題。所以,在面臨劉氏諸侯王及權臣的勢力,匈奴大患南越不寧的情況下,漢文帝劉恒在位時主要考慮的是逐步加強皇權、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發展經濟積蓄實力。

漢文帝上位的首先是通過安插親信掌握軍權、政權,恩威并施打擊重臣來整合皇權,鞏固皇位。如:九卿當中的六卿是劉恒的親信;恢復被呂雉剝奪的劉氏宗親爵位和封地,大肆封賞王,維護政治平衡;采用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對周勃、陳平既敲打又寬恕;運用計謀巧妙處理了劉章、劉興居、劉長等對其皇位有威脅的劉氏宗親;其次改革政治、減少稅負發展經濟穩定統治秩序。如:廢除連坐法、入粟拜爵,改善農民處境等;最后對匈奴繼續采取克制忍讓的態度,繼續執行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干戈;對于南越采取安撫政策,幫助發展經濟,不出兵占領,最終使南越王趙佗臣服。

但是在通過上述措施穩定國內政治,逐步鞏固皇權的過程中,諸呂勢力及功臣集團勢力已經不成為漢文帝的顧慮,唯一始終沒有忘記的是劉氏諸侯王的勢力壯大問題,一直在做準備,一直在隱忍,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方法合適的契機。

漢文帝在位的時候,發生過兩次的劉氏諸侯王叛亂事件。第一次是濟北王劉興居,趁著皇帝親征匈奴之機,起兵造反。第二次是淮南王劉長,勾結匈奴人和閩越人,企圖造反。但這兩次謀反都被及時平息了,此時諸侯王和朝廷的矛盾再度加劇,也給漢文帝敲響了警鐘。這時,賈誼出現了,并提出了削藩核心政策---“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治安策》: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并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但是遭到權臣和諸侯王的強烈反對,當時漢文帝劉恒考慮到皇權不強,國力尚弱,為了維護政局穩定的需要,放棄全面推行,并且無奈地把賈誼貶謫到長沙,從此遠離政治中心,此時的漢文帝劉恒心中卻有了一個長遠的削藩計劃,為往后子孫的削藩做足了準備。

漢文帝劉恒在位期間,把實力最為強大的齊國為六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不露聲色和地實行削藩政策;齊國被分割以后不足慮,東南的吳國和楚國是最大的隱患,培養漢景帝的弟弟劉武,培養其軍事實力,封地梁國,梁國是一個咽喉之地,梁地就橫亙在吳楚二國進攻長安的路上,可見漢文帝的深謀遠慮;為漢景帝物色帥才周亞夫,后來周亞夫在七國之亂中的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重視農業,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著力發展經濟,為漢景帝的集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和后盾。

雖然在漢文帝劉恒時期,削藩政策無法得以順利施行,是囿于諸侯王和權臣勢力的阻撓,也是出于漢文帝為了平衡各方勢力的需要。但是并不代表漢文帝任由諸侯勢力的發展,只不過這個時期的主要目標還是以發展經濟,培養實力,穩定政局,鞏固皇權為主,雖沒有根本解決諸侯王勢力過大問題,甚至某些諸侯王還強大興盛起來,但也走出了削藩的第一步。

棋子晁錯與七國之亂--漢景帝的強勢削藩

七國之亂是漢朝劉氏諸侯王勢力削減的轉折點,也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權矛盾爆發的一次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晁錯與七國之亂都是漢景帝削藩政策上的棋子。

晁錯為人峭直刻深,在漢文帝時期已經開始建議削藩,只是漢文帝覺得時機未到,沒有采納,反而把他留給了漢景帝。而漢景帝在漢文帝的修生養息,發展經濟,鞏固皇權的韜光養晦之策下,中央已經有了與諸侯王對抗的實力,正準備考慮強勢削藩,只是缺少一個契機,抑或說是缺少一個棋子。這時,晁錯趁機提出了《削藩策》,建議削藩。

《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漢景帝看到契機已到,采納了晁錯的意見,推行削藩。以吳王劉濞牽頭,以“誅晁錯、清君側”的名義,起兵造反,七國之亂就此爆發。此時,袁盎進言說七國之亂的根源在于晁錯,只要誅殺晁錯,諸侯王就沒有造反的借口了,漢景帝順勢毫不猶豫地將晁錯腰斬于市,但是諸侯王造反并沒有停止,實證了諸侯王起兵造發的想法已經蓄謀已久。從這可以看出,漢景帝劉啟的帝王心思就是利用晁錯的削藩政策的契機順勢逼得諸侯王造反,把以劉濞為首的諸侯王往絕路上逼,然后派出周亞夫率領大軍進行鎮壓,在三個月內平息了叛亂,以此一舉強力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使其無法再對中央集權做出阻擾,大力加強了中央皇權。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么漢景帝劉啟能在三個月內迅速平定齊國之亂?除開漢文帝劉恒的前期準備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漢景帝在位時期,諸侯勢力強大到可以威脅中央集權了,處于不受控制的狀態,而漢景帝在經過漢文帝的經濟發展、鞏固皇權的充足準備下,具備了打擊諸侯的強大勢力。在漢景帝充分準備之下,晁錯只是漢景帝在施行削藩政策上的一個棋子,或者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是為了逼諸侯王造反,以此一勞永逸地解決諸侯王,鞏固中央集權。

七國之亂后,劉氏諸侯王的勢力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雖然還存在一些比較大的諸侯國,依舊有著數十座城的擁有、使用權,這些諸侯國對皇帝或是中央政府而言卻依舊是一個不小的威脅,還沒有徹底解決諸侯王勢力問題,但是其已無法再次形成對中央集權的強大威脅,標志著西漢劉氏諸侯王大部分勢力威脅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權進一步得到加強,為漢武帝的推恩令順利施行最終解決諸侯勢力奠定了基礎,也為漢武帝強力出擊匈奴做好了準備。

劉氏諸侯王勢力的瓦解--漢武帝的推恩令

推恩令的建議是主父偃,施行者是漢武帝劉徹,主要是因為剩余的諸侯王驕奢淫逸,時常違抗中央政令,繼續威脅著中央集權的鞏固。

漢武帝的推恩令的核心思想是與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基本相同。其具體辦法是以賞賜的名義規定諸侯王除了讓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余的庶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于縣。這些越分越小的百十個諸侯國,小到什么程度呢?“大國不過十余城,小國不過數十里”,且封國不能連成一片,使其無法形成對中央集權的威脅,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即使發生叛亂,也能很快就能平叛,諸侯王強大難制的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

漢武帝之所以能順利地推行推恩令,與漢文帝、漢景帝這兩代帝王的鋪墊不無關系,特別是平定七國之亂后,更是為漢武帝的削藩政策得以貫徹到底。與其說漢武帝的推恩令是間接委婉的措施,不如說是前兩代皇帝的勵精圖治為漢武帝提供了歷史參考和政治基礎。若是沒有前面兩代帝王的試錯和實力儲備,漢武帝未必能順利推行推恩令。

所以,經過了“文景之治”和七國之亂后,中央實力大大增強,加上漢武帝劉徹推恩令順利施行,這時才徹底解決了劉氏諸侯王勢力過大的問題,從此再也無法與中央抗衡,從而把中央權力集中在一起,中央集權得以加強。漢朝大一統帝國才開始呈現,為后來集中力量,全力打擊匈奴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結語

漢朝的削藩政策在漢高祖劉邦時期經開始一直延續到漢武帝劉徹才徹底得到解決。劉氏諸侯王的勢力發端于白馬之盟,崛起于誅呂之后,行盛于漢文帝時期;而削藩的構想萌生于漢文帝劉恒,施行于漢景帝劉啟,瓦解于漢武帝劉徹。劉氏諸侯王的削藩的思想是一脈相傳的,經歷了三代帝王,無論是賈誼,還是晁錯,亦或是主父偃,其實都是帝王削藩政策中的一個棋子,只不過有的人得以名垂青史,有的人死于非命。在這個漫長的削藩過程中,最終的政治權謀都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為建立一個強大的帝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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