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傳教士怎么說服中國人信耶穌?學者揭露他們“聰明話術”!儒家故事竟也能用來談基督

De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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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傳教士怎么說服中國人信耶穌?學者揭露他們“聰明話術”!儒家故事竟也能用來談基督

當基督宗教遇上儒學

基督宗教的傳教士抵達中國后,是如何和在地的主流思想──儒學對話,展開中西文化交流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呂妙芬所長,考察17 世紀到20 世紀上半葉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從中發現“耶穌的形象”隨著“時代思潮”變化的有趣現象。

傳教士“遠游”、“無后”怎算孝?

晚明時期,遠赴中國的傳教士首要面對的就是儒家五倫、孝道文化。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對當時的華人而言,這些傳教士遠離家鄉父母、只身來華,又不結婚,常常被質疑為“不孝”。

呂妙芬說明,“孝”是儒家文化里非常核心的價值,家庭人倫、長幼秩序、喪葬祭祀禮儀,都與“孝”有關,可以說無所不在。

因此,傳教士要傳福音,必須要回應華人對其“不孝”的質疑。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天主實義》中提出“三父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本褪钦f上帝是人類天上的父親,也是最大的父親,信奉天主教是孝順天上的父親,是最重要的。

晚明傳教士的論述是:儒家的五倫有“孝”,圣經的十戒也有“孝”,耶穌也是孝子。

利瑪竇這些傳教士強調,天主教的教導與儒家相符合,不過天主教的啟示更多:“肉體是爸媽生的,但靈魂是天主給的、和你更親近?!眳蚊罘覐氖妨峡吹?“那時天主教在'五倫'之上加了'天主'為首倫。也就是說,人要孝順父母,但更重要的是要孝順天父,因為他是天上的父親?!?/p>

“萬里尋親”故事也能傳教

到了清代,基督宗教的另一個派別──新教傳進中國,一開始新教的傳教士也強調基督教理念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信仰基督教不違背儒家思想。

尤其在處理“孝”的議題上,有些傳教士會結合明清流行的孝行故事來傳教。例如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就透過“萬里尋親”的故事,來傳講基督教。

傳教士丁韙良在《喻道傳》中描述,一位名叫“脫耳不花”的年輕人,他母親在懷孕時被元指揮官誘拐,從小并不知道自己不是父親的親生兒子,一直到母親臨終前才告訴他身世。于是脫耳不花踏上了尋找生父之旅,經歷重重阻礙后終于找到生父,之后又竭力孝養,人稱孝子。

其實從這個故事本身看不出來和基督教有什么關系,但丁韙良在傳教手冊里收錄這則耳熟能詳的故事,并在書上眉批:

婦女被誘以致父子不相見,與創世記夏娃事同慨。

這眉批意思是說,脫耳不花的母親被誘拐,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就好比夏娃被誘而犯罪,使人類不認識天父。經過丁韙良這樣的挪用與詮釋,“萬里尋親”的故事,就和基督教產生了關聯。

從這樣的案例中,可以看見無論是晚明或清朝,傳教士很重視儒家的孝道,因為他們若沒有辦法回應本土的核心價值,很難傳福音。

所以晚明、清朝時期,傳教士持續地強調:基督宗教首先應孝順天父。

從“孝順的耶穌”到“革命的耶穌”

到了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進逼,以及西方科學知識的涌入。國勢的強弱導致中西之間位階的翻轉,使得傳統儒學背負“無用、落后”的罪名,同時耶穌的形象也隨著時代而變化。

從20 世紀初開始,自主、進步才是美德,儒學的帝制、五倫等觀念被視為“舊思維”。

例如,1907年黃光黃〈論耶穌教在中國百年之影響〉主張:基督教造就了英、美、德、法諸列強,儒教則使中國衰弱。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傳教士也不再強調“耶穌很孝順”,而是強調耶穌稟上帝博愛之心、去專制之偏。

又如,1928 年的〈基督教與家庭問題〉,作者于振清引述了《路加福音》記載少年耶穌在圣殿的故事:耶穌12 歲隨父母上耶路撒冷守節,守滿節期后,他的父母已踏上歸途,耶穌卻仍留在耶路撒冷。約瑟和瑪利亞走了一天的路程后,才發現耶穌未隨他們回家,故又折回耶路撒冷,看到耶穌坐在圣殿中聽道。

瑪利亞問耶穌為什么這樣做,耶穌回道:“為什么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此處指天父)的事為念嗎?”最后,耶穌還是隨著父母回家了。

透過這個故事,于振清指出:“尊敬父母是當盡的義務,不過要有比尊敬父母更重要的事情,那們〔門徒〕就當作那較重要的義務?!?/p>

在這里,于振清希望展現耶穌“以真理為依歸”、不屈服于父母“威權”的形象。

有趣的是,更早之前,明末清初時期的天主教徒張星曜,也曾以這段故事來傳教,他強調最后耶穌隨父母回去的情節,展現耶穌“孝順”的形象。但到了20 世紀初,同樣的故事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

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于西方列強侵略,清末民初時期,作為“正統”的儒學被強烈批評,而過去被視為“異端”的諸子學開始受到重視。其中墨家具有兼愛、宗教性、重技藝等元素,更容易成為接引西學的媒介。

例如,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1870-1944)在《墨翟與耶穌》一書中指出,耶穌和墨子都充滿了社會改革的理想,可作為中國人效法的典范。民初活躍的基督教作家王治心( 1881-1968)則主張,墨家崇尚儉樸的精神,和耶穌的“狐貍有洞,飛鳥有巢,人子無枕首之所”接近,因此認為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此可見,耶穌的形象配合時代思潮而變化。

呂妙芬從文獻的梳理看出,從晚明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到晚清、民國初年的基督新教,一路以來與儒學思想的互動,反映了中西之間權力位置的轉變。而這關鍵的轉捩點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的戰敗,讓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徹底沒有信心。在那之前中國雖然也打過敗仗,但以前認為可以“中體西用”,采納西方的船堅炮利、科學工業,還沒有打算放棄儒學。

呂妙芬說張灝先生等前輩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后的25 年是中國文化思想的激變時期,中國人覺得不只是科學、技術上不如西方列強,連文化都遠遠不如。民初的五四運動,就是一波文化、思想的改革風潮,當時基督教的論述也反映時代思潮。

為什么做這個研究?

考察史料探討〈耶穌是孝子嗎?〉的呂妙芬,主要研究領域是儒學中的理學。理學很特別,承襲儒學,又兼容并蓄道家和佛學的思想。

儒學和基督宗教,看似是兩門獨立的學問、信仰,但在近代史發展上,因中西方交流而有了交集。

呂妙芬指出,就思想史來看,過去學界傾向認為晚明時期儒學沒有受到西學影響,因為當時傳教士很少,信徒也不多。但現在很多人開始問:“儒學真的沒有受到西學影響嗎?說不定基督宗教和儒學的交會,比我們想像的還多?!?/p>

從文獻來看,晚明至民初許多中國士人接觸過天主教或基督教,雖然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人不多,但有沒有可能受到基督宗教的刺激與啟發,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身文化,創造新的思想呢?

為了找出這些答案,呂妙芬的研究以明清儒學思想為主,希望深入理解儒學思想在近現代的變化,并試著尋找儒學與基督宗教交流的痕跡。這篇文章以17 世紀到20 世紀上半葉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為主,探討其中論述耶穌與孝道的關系,并從中看到“耶穌是否為孝子”的有趣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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